潔西‧波頓（Jessie Burton）在出版小說《娃娃屋》與本書《The Muse》(中譯：打字機上的繆思）之前，曾經為許多歐美雜誌撰寫散文與隨筆小品文，這類文體需要豐富的人間觀察與細膩的自我內心對話，或許正因如此，閱讀她的小說時常能感受到屬於文字本身的魅力，文風率直貼近人情。
篇章開頭，作者引用約翰‧伯格：「故事再也不會只有一種講述方式」。他是一位左派思想家，也是藝術文學評論大師。這或許可以解釋作者選擇一位黑人女子奧黛兒（Adele）為主角，以她的角度寫出看似文明理性的倫敦，人心的暗處卻隱藏隨處可見的階級意識與種族歧視。奧黛兒的家鄉千里達在當時正受到全球化的衝擊，在資本主義影響下，年輕人對未來茫然沒有目標，即使受過高等教育也無法於國內找到理想工作，被迫出國作移工。故事背景處於一九六七年。對照當前台灣的社會實景，是不是充滿既視感？
故事中另一個背景：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內戰，歷時三年，當時的美國大使克勞德．鮑爾斯認為，「西班牙內戰彷若世界大戰的彩排」。
潔西‧波頓以傾左青年角度切入當時西班牙的社會狀態與民心想法。以一幅充滿象徵西班牙如何自相殘殺，懷裡抱著自己頭顱的畫。這幅畫名為〈露菲娜與獅子〉，它如何逃過西班牙內戰及二次世界大戰，於多年後，重現於藝廊。奧黛兒慢慢發掘畫中，影子畫家與愛人間依存卻顛倒的關係。
在文學方面，作者也試圖探討作品與作者與讀者間的關係。奧黛兒是藝廊的打字員，喜愛寫作也頗具天分。她時常疑惑自己寫作的目的，在堅持初衷與取悅讀者間拉鋸拔河。故事提到羅蘭‧巴特〈作者之死〉中的主張－－作者完成作品那刻起，文字的詮釋已交付到讀者手上。
經歷一切後，奧黛兒最終學習到，作者擁有創作當下所秉持的信念就已足夠。而作品本身的意涵真相正是藝術本質的秘密，觀賞文學與藝術不該受到世俗權威影響。
《打字機上的繆思》中以一幅畫牽動兩個世代，故事交互切換兩個時空。小說的現實中若有所意旁引西班牙的聖徒傳說，營造當代與歷史間的虛幻感。人世間萬事相互影響，看似不同的人生裡卻往往有許多雷同的境遇，與其說是命運，其實是關乎於人性——愛欲、自私與貪婪——總是主宰多數人的一生。
書名：《打字機上的繆思》
作者：潔西‧波頓
出版社：麥田出版
出版日：2017/9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