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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潔西‧波頓(Jessie Burton)在出版小說《娃娃屋》與本書《The Muse》(中譯:打字機上的繆思)之前,曾經為許多歐美雜誌撰寫散文與隨筆小品文,這類文體需要豐富的人間觀察與細膩的自我內心對話,或許正因如此,閱讀她的小說時常能感受到屬於文字本身的魅力,文風率直貼近人情。

  篇章開頭,作者引用約翰‧伯格:「故事再也不會只有一種講述方式」。他是一位左派思想家,也是藝術文學評論大師。這或許可以解釋作者選擇一位黑人女子奧黛兒(Adele)為主角,以她的角度寫出看似文明理性的倫敦,人心的暗處卻隱藏隨處可見的階級意識與種族歧視。奧黛兒的家鄉千里達在當時正受到全球化的衝擊,在資本主義影響下,年輕人對未來茫然沒有目標,即使受過高等教育也無法於國內找到理想工作,被迫出國作移工。故事背景處於一九六七年。對照當前台灣的社會實景,是不是充滿既視感?

  故事中另一個背景: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內戰,歷時三年,當時的美國大使克勞德.鮑爾斯認為,「西班牙內戰彷若世界大戰的彩排」。

  潔西‧波頓以傾左青年角度切入當時西班牙的社會狀態與民心想法。以一幅充滿象徵西班牙如何自相殘殺,懷裡抱著自己頭顱的畫。這幅畫名為〈露菲娜與獅子〉,它如何逃過西班牙內戰及二次世界大戰,於多年後,重現於藝廊。奧黛兒慢慢發掘畫中,影子畫家與愛人間依存卻顛倒的關係。

  在文學方面,作者也試圖探討作品與作者與讀者間的關係。奧黛兒是藝廊的打字員,喜愛寫作也頗具天分。她時常疑惑自己寫作的目的,在堅持初衷與取悅讀者間拉鋸拔河。故事提到羅蘭‧巴特〈作者之死〉中的主張--作者完成作品那刻起,文字的詮釋已交付到讀者手上。

  經歷一切後,奧黛兒最終學習到,作者擁有創作當下所秉持的信念就已足夠。而作品本身的意涵真相正是藝術本質的秘密,觀賞文學與藝術不該受到世俗權威影響。

  《打字機上的繆思》中以一幅畫牽動兩個世代,故事交互切換兩個時空。小說的現實中若有所意旁引西班牙的聖徒傳說,營造當代與歷史間的虛幻感。人世間萬事相互影響,看似不同的人生裡卻往往有許多雷同的境遇,與其說是命運,其實是關乎於人性——愛欲、自私與貪婪——總是主宰多數人的一生。

 

書名:《打字機上的繆思》

作者:潔西‧波頓

出版社:麥田出版

出版日:2017/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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